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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期结售汇逆差缩窄逾六成



  远期结售汇逆差缩窄逾六成

 

  本报记者 顾月 北京报道

  导读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外汇局公布数据测算,今年8月衡量企业等非银部门结汇意愿的结汇率为65%,环比7月下降8个百分点。

  8月,中国的银行代客结售汇创下逾一年来的最大逆差。

  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汇局”)9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银行结售汇逆差和代客涉外收付逆差出现明显的一升一降。

  具体的数据显示,8月银行结售汇逆差为149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上升111亿美元,也是逾一年来最大的结售汇逆差。而境内企业等非银部门涉外收支逆差为44亿美元,较上月环比缩小63%。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在2018年8月份跨境资金流动情况答记者问中表示,目前,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仍较多,但能有效保障外汇市场平稳。资本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继续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个人和企业等购汇行为较为理性有序。

  分结构来看,8月结售汇逆差扩大的主因是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大和货物贸易顺差的缩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多位银行、进出口企业相关负责人了解到,服务项下逆差扩大主要是受暑期海外旅游旺季和海外留学开学季临近影响。而货物贸易顺差缩小,则是受企业在贬值预期下减少结汇比例,加大留存外汇头寸影响。

  远期结售汇逆差缩窄65%

  从8月银行结售汇、代客涉外收付等跨境资本流动的结构来看,虽经常账户仍然是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力,但对净流入的贡献则在持续减少。而资本和金融账户对于稳定外汇供求的作用,则变得日益重要。

  外汇局的数据显示,8月经常账户下银行代客涉外收支为逆差245亿美元,而资本与金融账户则为顺差196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涉外收支顺差175亿美元,环比增加2.9倍。证券投资结售汇顺差43亿美元,为2015年7月以来的最高值。

  多位外汇市场分析师认为,这与我国资本市场持续扩大开放吸引国际资本流入有关。Wind数据显示,8月外资通过沪深股通合计净买入354.52亿元,中债登与上清所数据也显示8月境外机构共增持人民币债券716亿元。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8月远期结售汇签约逆差收窄至54亿美元,环比上月收窄幅度达65%。其中远期售汇201亿美元,远期结汇147亿美元,都为今年以来月度最低值。

  香港地区一位外资行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很大程度受央行将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上调至20%的政策影响。“顾客在商业银行签一份远期的美元购汇合同后,银行并不一定愿意去承担汇率风险,往往会在即期市场买入美元。但当准备金上调后,银行成本增加,自然会将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美元兑人民币的掉期点数增加,企业远期购汇成本增加,套利性购汇需求减少。”

  与此同时,虽然远期结售汇逆差缩小,但企业的结汇意愿也在下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外汇局公布数据测算,今年8月衡量企业等非银部门结汇意愿的结汇率为65%,环比7月下降8个百分点。

  “对于进出口企业而言,经常需要进行购汇、结汇操作,但今年以来汇率波动较大,我们主要采取的风险对冲手段就是远期购汇和分批购、结汇。”厦门地区一家进出口企业的财务总监介绍,“但上调远期外汇售汇业务风险准备金后,美元兑人民币的掉期点数增加很快,企业远期购汇锁汇成本增加。再加上目前市场上普遍是贬值预期,我们依旧会坚持财务中性原则,但会通过减少结汇比例,多留一些美元来应对四季度的业务和风险对冲需要。”

  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今年以来,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地缘政治局势紧张,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动荡明显加大。如8月土耳其货币里拉、阿根廷货币比索对美元分别暴跌24%和26%。阿根廷央行更是在8月底宣布加息至60%,但仍然难挡跌势。

  此外,市场人士普遍预计,9月、12月美联储还将继续加息。“今、明两年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再加上发达国家央行进入缩表期,全球发达市场流动性出现拐点,将会对新兴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但冲击程度则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基本面,如该国的赤字水平、外债水平较高,相对风险就更大。”

  因此,市场十分关注这些新兴市场的金融风险的传染。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在某些方面上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迹象,一是相关国家汇率制度更具弹性,二是新兴经济体整体(除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累计增加3.2万亿美元,增幅超过700%,三是外汇储备占GDP比重明显提升。因此从这些角度看,风险难以传导至新兴市场整体。

  但对于中国来说,美联储加息一方面会促使美元短期利率上行,而中长期国际利率也会上行,中美利差将逐步缩小。这也会对人民币带来更多的贬值压力。

  “但我们预计中国央行跟随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不大,四季度和2019年的货币政策基本面变化不会太大。在不可能三角中,预计中国监管部门将优先选择货币政策独立性,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自由流动做出一些管理,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大幅波动风险。”上述外资行分析师表示。

  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目前监管部门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一是防范资金大进大出,如短期债务资金大量流入和非理性对外投资等;二是防范债务风险,如跨境担保余额不合理增长等;三是防控非理性预期导致的结购汇风险。

  一位接近外汇监管的人士认为,虽然外部不确定性上升,但中国仍将坚持对外开放,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也多次指出,不会走资本管制的老路,打开的窗户不会关上。(编辑:李伊琳)

责任编辑:牛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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