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货币政策步入“大创新”时代

　　□程 实 钱智俊

　　今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也是全球货币政策承上启下的转折点。危机十年余波流远，正从多个维度冲击各国央行的货币权力、信息权力和政策权力，导致央行权力从垄断性转向竞争性，进而挤压货币政策的权力基础和腾挪空间。

　　2008年至2017年，全球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三轮全局性货币宽松浪潮，造成各国币值频繁动荡，暴露出以各国央行为中心的当今世界信用货币体系的诸多短板。恰逢此时，基于日益成熟的区块链技术，数字货币具备了去中心化、发行量天然受限、不与监管威权联系的优势，吸引人们打造超主权货币，以避免货币超发、实现货币自由。两者结合之下，全球央行猝然迎来数字货币的首轮冲击。各种数字货币一度获得市场热捧，引致金融市场震荡和央行监管压力。随着新经济和金融科技的发展，数字货币的外部压力始终存在，将促使央行努力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避免市场对法定货币的信任危机。

　　全面准确掌握经济金融信息，既是央行货币政策的基础，也是央行权力的背书。但是，金融科技正在利用两大机制悄然侵蚀着这一权力。其一，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工具的高速发展，新经济巨头迅速壮大，在部分领域正获得比监管者更丰富、及时的经济信息。因此，央行的信息权力不再绝对凌驾于市场之上。其二，借助于金融科技，资金借出方愈加便捷地绕开商业银行网络，直通资金借入方。这驱动了更多非银行主体进入商业银行业务，为影子银行迅速膨胀注入了新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资金亦规避了央行监管，削弱了央行对金融运行状况的感知力。基于以上两组机制，央行与市场的信息权力此消彼长。市场巨头逐渐有能力去挑战央行对经济金融运行的判断，进而动摇央行货币政策的合理性和权威性。

　　由于货币权力和信息权力的衰退，各国央行被迫更依赖政策权力履行自身职责。然而，延绵十年的超级货币宽松之后，全球金融周期大幅领先于经济周期。由于双周期的错配，政策目标不断产生内生冲突。以此为根源，本轮复苏期间，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央行与其他政府机构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坚守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显著上升。

　　由于对货币权力、信息权力、政策权力的独占地位受损，央行权力将从垄断性转向竞争性。这意味着各国央行只有推动货币政策的创新，在与金融科技、新经济巨头和政治生态的竞争中重获权力，才能保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由此，全球货币政策或将开启一个“大创新”时代，针对性地修补货币、信息、政策三大权力支柱。

　　面对数字货币的挑战，各国央行将长期保持“因币施策、疏堵并举”的态度。一是堵截“数字货币1.0”的无序扩张，二是疏导“数字货币2.0”的有序创新。部分央行主动参与到纸质货币向数字货币的历史转变中，通过提供更先进的数字货币技术标准和平台体系，为央行货币权力找到新的时代基础。

　　眼下，各国央行与新经济巨头的新型竞合关系正渐次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加速监管科技的发展，针对影子银行和金融创新，实现穿透式监管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加强与新经济巨头的合作，将其海量信息资源合理吸收为央行的决策依据。综合来看，相对于金融科技，后发的监管科技将长期处于“追赶—滞后—再追赶”的被动状态，如何尽力缩短每一轮的监管真空期，将是首要难题。此外，如何在合作中防范新经济巨头借机“干政”，也是一大挑战。因此，各国央行需进一步尝试大量创新举措。

　　为加快政策工具的变革，各国央行正在透明化、多维化、协同化三个层面上努力。危机后，各国央行加速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以此防范金融周期风险，从而更专注地调节经济周期，最终舒缓“双周期错配”引致的内部政策矛盾。2016年至今，共同防范政策外溢、抑制单边主义的呼声，在G20峰会、达沃斯论坛等场合成为主流。IMF等国际机构亦强调，面对无国界化的金融创新，亟待构建全球性监管框架。当下，受制于地缘政治博弈的加剧，上述的政策协同难以在传统路径下落地，由此形成了全球治理机制创新的巨大需求和潜力。

　　（作者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钱智俊系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牛鹏飞